1、什么是“技术性地缘要素”
2、技术革命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3、“靠人吃饭”的信息革命
4、“万物互联”时代与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最偷懒的定义是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事物都有两面性，这句话用在哪种场景你都会觉得有道理，就像那些可以套用在任何人身上的算命评述一般。
抛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类，单纯从技术角度对人类所经历的时代做一个分类，应该会有助于大家从底层逻辑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毕竟谁当皇帝谁当总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有没有发展，有没有让我们每个人受益。若以今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来说，我个人是宁愿在现代做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穿越回去做皇帝的。
这篇文章的开头还会系统性的解读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扰，那就是技术与地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想看些让人兴奋的内容，我也可以先预先说一下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国正处在厚积薄发的历史性节点上，世界也正在迎来“第七次技术革命”。毫无疑问，接下来的时代将属于中国。
什么是“技术性地缘要素”
写了那么久的地缘，不时会听到有人说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地缘已经过时，不能用来解读世界。坦率说，这种想法就好像在说人类再也不需要法律一样。商鞅主编的《秦律》固然不可能适应今日之中国，但法律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运转最重要的准则，只是内涵会有所不同罢了。以此为例是想告诉大家，技术与地缘并非对立的两个概念，地缘本身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环境及人类改造环境手段的变化更新升级。
比方说在自然经济时代，一片土地能产出多少食物是衡量其地缘价值的最重要标准。及至人类可以工业手段改变世界，需要消耗大量被称之为“工业血液”的石油时，那么一片能够产出石油的土地，其地缘价值就会得到凸显，哪怕这片土地本身完全不能用来生产食物甚至水。
换句话说，地缘研究所必须考量的“地缘要素”，内容是在不断丰富和变化当中的。一项技术、一种生产要素一旦重要到能够影响社会的运转的程度，那么它就会被当成“地缘要素”来考量。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延伸，担心人类有能力进行星际移民后，地缘理论就会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想法也是有点杞人忧天。
真到了那一天，无非是把“世界”的概念从地球表面扩张到星际，将那些产自其它星球的重要物资，及星际航行技术纳入“地缘要素”范畴。一定要想改变点什么，也可以把“地缘”换皮成“星缘”。唯一感到有点难过的是，以我对人类科技水平发展的评估，将来为大家解读“星缘”的应该不会是我了。
人类终有一天会走向星际，在此之前还是要脚踏实地研究和保护好我们身处的这颗蓝色星球。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某一日降临地球的天顶星人，只与某一个他们所选中的国家交流技术和物资，否则未来能够有能力在浩瀚的宇宙扩展生存空间的国家，依然是那些能够在地球竞争中跻身前列的国家。不管你多么的喜欢抬头望天，终还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走。
回到技术改变地缘的话题上来。我曾经将“地缘要素”做了一个粗略的分类，将之划分为“物理要素”和“认知要素”两大类。其中物理要素可以再划分为三个次一级门类，包括：自然要素、基础要素、关键要素。
自然要素包含有：地形、气候、海拔、生态群落等等。很多人对地缘这个概念产生误解，便是以为地缘所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这些自然要素。这种误解又与大家对“地理”的误解有直接关联，毕竟“地缘”两个字最初在汉语中组合在一起，就是与“政治”关联在一起，作为“地理政治”的另一种译法。
光研究自然要素，显然不足以跟上世界变化的节奏。受这种思维影响，很多地理类书籍和文章都变成了“自然”属性的风光大片。有视觉冲击力摄影作品，文艺青年式的抒情文字，成为了世人对“地理”最直观的印象。一如我在“三国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无力改变世人的这种看法，唯有重新定义“地缘”二字，来阐述这个前人没有整理过的视角。
地缘研究的是“人与环境”如何相处的问题。想要了解动态变化的环境，就需要把“基础要素”和“关键要素”两个因素考虑进去。所谓“基础要素”，指的是经由人类改造后所形成的物理环境要素，比如人类兴修的各项水利工程，路网、电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网。古典时期的典型案例如都江堰工程，这项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地缘环境，并提升了整个四川盆地在东亚内部的生态位。
关键要素则是指：战略性矿产、战略性武器、人口等等。无论是“基础要素”还是“关键要素”的生产，都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可以统称为“技术性要素”。在刚才罗列的例子中，大家可能对“人口”与技术的关联性有所疑惑。这里说的人口要素包含“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无论是数量还是素质的增长，实质与技术进步都有很大的关联。别的不说，单就一个新生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就与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素质提升更是与技术进步成正比关系。
地缘要素的另一个一级分类是“认知要素”，包含宗教、民族、语言、主义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认知”性要素。鉴于今天的话题只与技术进步或者说自然科学相关，这个方向就不在此展开了。
并不是所有技术都会被归入“地缘要素”范畴，这项技术必须对人类改造环境有着质的影响。纵观人类历史，青铜器、铁器、车轮的出现，都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使之可以当之无愧的的被列为“地缘要素”。类似“盐”这种生活必须品、“黄金”这种虽不能制造工具但却可以充当硬通货（从而能促进商品流通）的稀缺矿物，同样属于地缘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地缘要素必须有稀缺性才会被考虑。就像空气对人类来说比盐更重要，但因为没有稀缺性，之前没有谁会在研究中把它列入考虑因素。不过人类要是继续无节制的污染地球，哪天还真有可能像一些赛博朋克类科幻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把新鲜空气也变成了世人争夺的物资。反过来盐虽然还是重要，但却因为工业技术的加持产量巨增，不再成为地缘要素（正因为有此理解，福岛核事故后我无情且不厚道的私下嘲笑了我那在易初莲花抢了40多袋盐的邻居）。
技术革命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并不是每一项“技术性地缘要素”都能够从质的层面改变人类社会的走向。基于这一标准，金属工具的出现肯定算是一项，因为它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让土地更容易被开垦为耕地，几何级数的提升了人口数量及生存质量。在往前追溯的话，人类可以利用石器作生产工具时，也是带来了一场革命的。不管是石器还是金属工具的运用，其作用力最主要都是体现在农业上，因此这两次革命又被称之为“第一次农业革命”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人类面临的第三次革命，是由蒸气机的广泛应用而触发的。尽管人类利用蒸气乃至机械的历史很长，但这种利用都非科学层面的利用，而只是单纯的经验摸索累积。科学与技术最重要的区别，是可以从更本质的层面进行理论设计，并基于探索出的理论设计新产品。比如古代中国人能通过观察自然发明出指南针，但因为不了解磁效应是怎么产生的，就很难把这一发现运用到其它领域，包括人工制造磁效应。
将人类带入蒸气时代的蒸气机，与人类早期利用蒸气的装置的最大区别，在于设计时运动了科学思维。这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层面都让人类有了翻天覆地变化的革命，又因此被称之为“科学革命”，具体到技术层面则被称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个新时代的开启没有被称之为“第三次农业革命”，是因为这次进步虽然同样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但与工业对人的改变而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从18世纪中叶进入蒸气时代算起，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不过200多年时间，但人类创造的财富和信息量，早已远远超过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几千年的累积。一个小小的U盘，就能够容纳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所创造的所有文字信息。
以蒸气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亦凭借在技术上的先发优势，成长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一直将优势保持到19世纪后期。到了19世纪后期，脱胎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又凭借在电气技术上的先发优势，率先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也因此成长为这个世界最强大和先进的国家。
由此看来，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场地缘政治层面的大洗牌。如果把两次农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统称为“技术革命”并排序的话，那么还会不会有“第五次技术革命”呢？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已经发生过了。更准备说，现在的人类正处在“第六次技术革命”与“第七次技术革命”相接的节点上。
第四次及其以后的技术革命就不能再被用“工业革命”的概念来代称了，而是应该被称之为“信息革命”，标志是计算机的出现。之所以做这样的划分，是因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代表着人类改变世界能力的三个阶段，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农业革命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人类的土地利用效率。有了更趁手的工具，人类可以平整、开耕更多的土地作为安全居住空间、增加食物的产出。这一时代人类的本质还是在“靠天吃饭”。要是从能源角度来解读，本质就是通过扩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农作物转换更多的太阳能，然后人、畜通过食用作物来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然经济时代人口是最大的生产力。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就不再靠天吃饭了。工业技术的基础，是人类把地球母亲花了亿万年时间，储存于地下的矿物、化石能源挖出来为己所用。相比用单纯增大耕地面积来转换太阳能，这种利用效力又是几何级数的提升。通俗点讲，可以说是进化到了“靠地吃饭”的境界。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石油在当下这个世界的权重如此之大。又为什么人类只花了那么短的时候，就超越过往人类几千年的累积。毕竟人类进入文明世代，开始用技术改造这个世界才几千年，地球储存这些资源可是花了多少亿年的时间。这就好像你突然挖到一个前人积攒了多少代的金库，不一夜暴富才怪。当然，能挖到也是要靠本事。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有堪舆之术的摸金校尉找到宝藏，靠的也是技术的累积。
再多说一句，在自然经济时代，游牧民族是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还在坚持游牧生态的族群就只能变得能歌善舞了。这是因为前两次农业革命，虽然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和总体数量，让基于农业进步而产生的文明有余力去满足更多的精神需求，却仍对游牧这个更原始的生态没有压倒性优势。游牧者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在军事转换能力上的优势，抵消了人口和物资上的劣势。
不过等到工业时代的来临，原来的农业文明进化到可以用地下资源来武装自己，游牧者原本的优势便荡然无存了。过往的农业文明国家虽然有压倒性的人口和物资优势，却不能有效输送到战场上（军事转换率低）。掌握工业技术后，便可通过工业化的武器，将在后方累积的能量集中在战场上释放。由此你可以在战场上看到一个人、一挺重机枪就解决一支强悍的游牧骑兵现象。
“靠人吃饭”的信息革命
农业时代是“靠天吃饭”，技术时代是“靠地吃饭”，那么信息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靠人吃饭”。工业进步虽然让人类利用地球资源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但也由此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这个浪费很大程度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优化者，信息革命的本质是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连通手段有了质的飞跃。以信息网为基础，组建的各类网络（如电网、路网）能够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
如果说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在做“加法”，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那么信息革命就是在做“减法”，减少资源的浪费。将资源在合适的时间运用到合适的地方。举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例子来证明人类在资源利用上有多么的低效。地处美国中南部的德州（不是生产扒鸡的那个）最近遭遇了罕见的雪灾，以至于出现大面积的停电现象。事实上整个美国并不缺电，德州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将德州电网独立运行，并不与其它州的电网连通。这样的话，你在缺电的时候，就算隔壁州的电力有富余也送不到你那去。
德州的电网问题主要是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但从更高一级的层面来说，类似的资源不平衡乃至浪费问题，主要还是受限于技术。地球上每个地区的时区不一样，用电高峰也不一样。东半球的用电高峰正是西半球的低峰，反之亦然。理论上如果能够将全球电网组网，并用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控制，那么全球电力资源的利用上将有质的提升，进而改善整个世界的运行状态。
当然，即便技术发展成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依然会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同时，社会科学的探索同样重要。人类要想过得更好，必须两方面都有所长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地缘”这个兼具文理的视角，来诠释这个世界。
继续说网络的事情。类似的联网工程，基础都在于信息革命或者说计算机的诞生。20世纪中期计算机技术开始出现，不过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计算机技术真正在生产、生活层面普及，并开始影响人类社会形态的时间，要迟至20世纪、21世纪相交之际。政治上看，当时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推入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试图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来改造世界。
技术上带来革命性创新的，是个人电脑（PC）的普及。包括英特尔、IBM、微软、苹果等美国高科技公司，通过对软硬件的改造，让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并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将自己与企业乃至世界连接起来。
毫无疑问，开启“第二次工业时代”的美国同时也是“信息时代”的启动者，并因此将技术和政治优势延续到21世纪。不过历史就是这样，能够创世纪不代表在随后的迭代中就能一直占据优势。就像英国开启了整个工业时代，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被美国超越一样。
信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属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飞跃。遵从前两次技术飞跃的迭代规律，可以预判出信息革命的三大特点：一是不会只有一次；二是最革命性的影响不会出现在初代；三是开启者未必是后来的引领者。
第一次信息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PC时代”，个人电脑的普及让一般性企业和个体接受信息网成为可能。然而受限于台式电脑的物理特性，PC在技术上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成为这个信息网上的一个节点，即便是更为便携的笔记本电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迎来了第二次信息革命，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时代的特点，是通过一部能够联网的智能手机，具备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信息节点的可能。每个人在从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中汲取养分时，也在或主动、或被动的为这张网提供数据。由此引发的革命，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以前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只能凭借经验在街道上随机寻找对方。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运而生的大数据统筹能力。当下司机和乘客完全可以在这张移动互联网中精准匹配。由此大幅降低时间、能源等方面成本的浪费。
“移动互联时代”实际也是由美国所开启的，从1G\2G\3G到4G手机网络，美国公司都起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包括苹果公司对智能手机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不过在移动互联时代开启之后，中国却凭借终端应用和制造业的厚积薄发异军突起。全方位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渗透程度最高的国家，这点就算不罗列各种统治标准不一的数据，中国人也能亲身感觉到（出过国的人会感受更深）。如果说PC时代中国的应用程序是在模仿和山寨美国公司，那么在移动互联时代，中国在应用程序创新层面已经开始超越美国成为了引领者。支付宝、微信、共享单车/充电宝、美团、抖音等APP完全属于中国移动互联网生态培育出来的成果。而美国在一开始创新了Uber（优步）等移动互联基因的APP之后，在这个领域鲜有更新的创新。
应用市场的扩张及技术创新，反过来传导到了更底层的技术层面。从国产手机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到5G技术让美国试图用整个西方之力来阻击都能够看出。问题是技术革命就是这样，一旦形成良性循环生态，大势就很难改变。于大历史层面来说，无论是那位天天把中国威胁挂在嘴边，行的却是“自我孤立”之举的美国前总统，还是现在这位准备联合盟友“孤立中国”的现总统，都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进程。
改变一个时代的只能是另一个时代。在移动互联时代，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但这种感受却并非是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深度，而是单纯就技术谈技术，就产业谈产业，包括扣体制和意识形态帽子。再简单点说，美国人目前只是因为自己在技术和产业上有受控中国的担心，才开始对中国进行强力打压。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所要改变的，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在移动互联时代开始与美国分庭抗礼，更将在接下来的第三次信息革命真正做到引领。这次革命会将人类带入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
“万物互联”时代与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移动互联的特点，是把个体属性的“人”变成信息网中的节点，物联网则是通过传感器和5G（包括更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将每一个物品也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及运用者。这些物品可以是生活领域的，如：家用电器、汽车；也可以是机器等生产资料。
当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所运用的各种物品都能够联网，并与生产者、消费者属性的“人”连接起来，你能想象人类的生活和社会运转将出现什么样的革命性变化。如今敏锐的观察者已经在憧憬未来的使用场景。比较清晰的场景包括能够将客户需要直接传导至自动化工厂，进行个性定制生产的“柔性制造”，以及“车联网”等等。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标志性的核心产品，“PC时代”是个人电脑；“移动互网时代”是智能手机，如果要为“物联网”时代找一个核心产品，那就是“汽车”。将汽车称之为“物联网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并不为过。这是因为汽车业将迎来能源与信息技术的双重革命。中国人可以兴奋一把的是，最起码从地缘层面的分析来说，中国必将在这个新时代完成超越。
先来说说能源革命的事。经过前面的解读大家会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本质都是一场能源利用革命。在工业革命中，能够利用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取代马车，也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工业化之后，人类一直在运用技术探索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包括寻找新的化石能源（比如页岩气，可燃冰），以及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核能）。
之所以有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想法，一是人类总担心化石能源有耗尽的一天；二是燃烧化石能源会造成大气污染。人类可不想有一天，新鲜空气真的成为了稀缺资源。然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开发新能源，在可以预测的将来，“电”这个被人类利用了100多年的转化媒介，都将成为能量的最终表现形式。以人类最期待的俗称“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技术而言。一旦成熟，依然是要通过电网及以电为驱动力的产品来为人类提供服务。
中国在“电”的利用上有着无法被超越的优势。基于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以及“家国天下”带来的共同发展驱动力（大家都是一家人，当然要一起发展），中国人对一切能够组网的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大禹疏通黄淮水道，到秦始皇的驰道，到今天高铁网、高速网、互联网的建设，都是基于这一思维。单纯从社会运行模式说，你要在如此庞大的国土范围内，用权力集中模式提升社会运转效率，这些组网工程是必做的基础性工作。
当下电池技术是电动汽车发展的一大瓶颈。一旦这一瓶颈被突破，想广泛落地的国家就会发现电和电网将是其享受技术进步便利，所必须突破的另一个瓶颈。可以这样说，无论从应用、制造、效率，还是电力基础设施的配合度，中国在电动车上都具备显著的优势。
汽车业所面临的另一项革命，就是物联网革命了。纯粹从造字来说，“汽车”一字其实已经不太适合我们对这种新形式“车”的定义。二者的区别一如汽车与马车一般大。然而你用“新能源车”甚至“电动车”一词来重新定义也不准确。因为这不仅是一场能源驱动层面的革命，更是一场驾驶技术的革命。从革命的意义来说，后者要比前者更高。就算在汽车将使用什么样的清洁能源这一问题上，当下还存在分歧，但新状态的车将越来越：智能化、联网化却是没有异议的。
汽车能够成为物联网组网的关键先生，一是它的保有量巨大；二是与制造业及人类日常生活关联度都高；三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对信息控制技术要求非常高，容错率低（能做好自动驾驶，连接其它物品都不成问题）；四是一旦成熟，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对整个城市的运行生态都会造成巨大影响。
问题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那就是中国在第三次信息革命的优势上来。这一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中国有最大、最成熟的应用市场，也不只是在软硬件制造和技术层面（比如5G）的优势和加速度，更在于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问题上，西方在文化和体制上有着结构性阻力。
成就万物互联时代需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讯技术等多方面突破，关键点在于需要个体提供数据，以优化整个社会运行体系，包括精准对接供需。而这又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需要个体让度一部分权力给这个网络，更具体点说就是“隐私权”。
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说，人类文明的出现，说到底就是个体愿意让度一部分权力给集体集中使用。由此人类社会才能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凝结成更大的社群发展提升生产力。可以说是“集体主义”思维创造了人类文明。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说，生物之所以能够一直适应变化的环境，在于本身的多样性。人类过度的集体主义又会反过来扼杀创新，进而制约自身的发展。这意味着人类文明需要在个体和集体权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极端集体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都会对人类自身造成伤害。在人类整体因过度集权所缺乏创新驱动力时，西方凭借对个人权力的释放开启了科学革命，并帮助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乃至信息时代。然而整个体系运行至今，这种自信所引发的极端个人主义思维反过来又开始制约西方文明的进步。
新冠疫情无情的将西方文明和体系的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暴露出来。在接下来的信息技术竞争中，极端个人主义一定还会制约西方，尤其是技术储备上本来占优的美国发展。事实上，这一现象当下已经出现。不管西方那些要求绝对隐私安全，否定摄像头、人脸识别等技术的声音是否理性，其在自然科学层面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中国在接下来的信息革命中，也一定会注意在大数据采集与隐私权的保护中寻找平衡点。不过东、西方文明初始设置的不同，决定了这场革命必定会瓜熟蒂落在中国。至于说这种：新能源化、智能化、物联网化的“车”，到底是应该还叫“汽车”，还是取个其它的名字，那就见仁见智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非常看重汽车产业变化，在第三次信息革命所起的风向标作用；也认定未来汽车业的格局，将形成类似智能手机一样的的结构，却并不代表看好当下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企业。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顾一下不太长的历史，当年看好电子商务和即时通讯风口的企业有多少，现在能留在风口上的猪又有几个。
最后想说一点心情。站在这个中华文明涅磐重生的历史节点，我的心情是有点激动的。这个激动不仅仅在于看好中国的前景，更在于看到中国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创造，再次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基础性贡献。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活力在于多样性。以此来说，单纯去比较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优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各自在自己的发展方向上利用好自身优势，创造能够为人类整体谋福利的技术才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