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融叠加，中国共产党正在书写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理论与实践新篇章。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不懈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地阐释和践行我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双重历史使命。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该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知道，理论是人们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系统性观点，它是由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按照已有知识或认知，经由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规范化、逻辑性演绎推理而成的概括和总结。理论往往比理念更加全面系统且贴近实践。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而不说是理念，乃是因为它涉及迄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历史演变、时代特征以及天人合一、共存共生、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范畴。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严密的理论支撑。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经济逻辑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简单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分工发展的程度，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各民族内部以及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水平。一个民族内部各个种族、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恰恰是因为劳动或产业分工不同，才有了彼此交往的需求，才有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分工和共同体的历史一样久远。生产力越发达，分工越细腻，经济相互依赖越紧密。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哲学逻辑支撑。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各层次共同体，都是多样性统一体，都是对立统一体。用大家习以为常的说法，差异性、矛盾性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人类社会，不能因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与矛盾就否认人类共同体。按照系统论的一般原理，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系统，每个系统都由众多子系统组成。对于某一个子系统，其以外的部分就是环境。每一个子系统以及与其环境之间，都是共同体内部关系。相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是共同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也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所有这些共同体，都是多样性统一体或对立统一体。在统一体内部，相互矛盾对立的各方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历史逻辑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共同体有一个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人类共同体意识也有一个范围不断扩大、意识逐渐清晰、边界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罗马教皇一统天下被打破后，世俗国家成为欧洲普遍的共同体形态。但在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角度观察欧洲时，国家被称为“虚假共同体”，阶级斗争成为主要关注对象，共产主义社会被马克思、恩格斯看成是“自由人联合体”，成为最理想的“共同体”。随着近代欧美现代化进程中主要国家间冲突规模与烈度持续升级，国际社会围绕国家间联合以摆脱战乱危害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和强化，世界开始摆脱无政府混乱状态，朝着有管理状态迈进。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日益清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明显增强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关键词。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现实逻辑支撑。今天的世界，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本质已经充分显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三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两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溢出效应凸现，这些都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干扰。所有这些，都更加充分地证明，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无视这种现实，就是反社会反人类的政治反动和历史倒退。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支撑。古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近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穿始终的是和合文化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中华文明的闳放旷达、开放包容的特质，与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天然同质交融，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得天独厚的天然文化土壤。
第六，我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客观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松散到紧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坚实的经济、哲学、历史、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只能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全面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景下形成，也只有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才有条件有能力有担当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可以说，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规避、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合乎逻辑地要求建设性竞争而不是排他性竞争。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多样性统一体、对立统一体，既有矛盾性，也有统一性。矛盾性指各民族内部在追求自身安全与繁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自然区位、社会发展水平和诉求差异而引发的矛盾、摩擦和冲突。统一性指各民族价值追求高度一致，都有追求本民族安全与繁荣的天然权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合乎逻辑地要求各民族间竞争应当是有边界、讲规则的建设性竞争，反对损人不利己的破坏性竞争。
第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水火不容。近代以来，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因为各民族地理区位、发展水平、实力地位差异，便有了国家关系中唯实力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彻头彻尾的极端自私自利，无视各民族内部以及各民族之间互为存在前提的相互依赖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和理论格格不入。只是近代以来欧美各国自相残杀的规模与烈度持续升级后，才触发了人道主义理念和人权等共同价值追求以及国际治理等的相关努力。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成了迄今所有国际法等国际治理理念与努力的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与政治伦理支撑。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支撑，所有国际治理理念和努力都属于空想或概念范畴，不具有历史必然性！
第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高度兼容。沿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念，新中国外交理论、政策和实践始终贯穿大同世界理想，坚持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睦邻友好、远交近和，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赏。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提出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主张，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高度兼容。从逻辑关系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该具有统领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该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第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元复合系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以及近代欧美科学哲学方法论，全面辩证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冷静审视当今世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一个多元复合的对立统一体。它包括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具有事物内部关系的一般本质特征，即对立统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与规律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特别是当今世界秩序依然存在大量长期积累的不合理非正义遗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相应政策主张与实践，我们就能越来越朋友满天下，无往而不胜。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
【文章转自太和智库】
